“日子再苦再难也不向组织伸手”
    焦裕禄夫人徐俊雅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，她曾担任过兰考县副县长、县人大副主任，是焦裕禄志同道合的伴侣，也是焦裕禄精神的实践者。
焦裕禄是一个一心为民的清廉的好干部。他们家的生活一直非常清苦。现在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中，陈列着焦裕禄用过的各种什物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床被褥，被子上有42个补丁，褥子上有36个补丁，这是焦裕禄夫妇简朴生活的见证和写照。当年，同志们曾劝他们换床新的，焦裕禄说：我的被子破了，是需更换新的，但应该看到，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。其实，我这床被褥还算好的了，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，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！“焦裕禄同志的衣、帽。鞋、袜都是徐俊雅拆洗很多次，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的，虽然补丁加补丁，但徐俊雅都洗得干干净净，舍不得换。
    作为多子女家庭的母亲，徐俊雅很会过日子。无论是做书记夫人的时候还是后来走上兰考县的领导岗位，她都舍不得为自己买一件像样的衣服，子女们的衣服也是老大穿过老二穿，老二穿过老三穿。焦裕禄去世那年，最小的儿子才3岁多，加上孩子的奶奶、姥姥两个老人，一家9口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上级给他们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，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。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，徐俊雅就流着泪把丈夫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，用剪刀、针线把衣服改小，边做活边流泪。在儿女们的记忆里，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。尽管这样，她始终牢记着丈夫临终前的嘱托：“我死后，你会很难，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，要救济。”
    徐俊雅对六个子女要求很严格。每逢焦裕禄去世周年纪念日时，儿女们会从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纪念父亲。每逢此时，焦家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。徐俊雅在这样的家庭会议上经常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要是做错了事，别人不会说你们是我徐俊雅的孩子，而会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，所以在外边一定要时时记住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，不要打着父亲的名号来为自己谋私，那样会糟蹋了你们的一世英名。”“焦裕禄的孩子”这句话，在生活中像一把尺子，度量着孩子们的日常行为。这么多年来，焦裕禄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别人说三道四。1991年，江泽民同志到兰考视察时，了解到徐俊雅这些年来的生活情况后，紧紧地握住徐俊雅的手，动情地说：“这些年你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”
是啊！这些年，徐俊雅确实不容易，含辛茹苦地把六个子女拉扯大。六个子女中没有当大官的，没有经商发财的，没有一个人凭着父亲的声望为自己捞取好处的。徐俊雅时时告诫孩子们：“不要向组织伸手，不要给组织添麻烦。”在开封市工会工作的大女儿焦守凤退休后还一直住在危房中，她的儿子、儿媳妇、女婿都下岗了，一家人靠老两口的退休金生活，却从没向组织吭一声。

孔繁森夫人王庆芝：
“他没做完的事，我应该做下去”
    孔繁森的妻子王庆芝，是一个贤惠而温柔的女性。
1979年，孔繁森第一次赴西藏工作时，亲属都在农村，母亲已年近八旬，三个孩子最大的八岁，最小的只有两岁，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体弱多病的王庆芝身上。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文化不高的王庆芝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理解：“既然组织让你去，你就去吧，家里有我，你也别挂念着，好好干！”
    王庆芝无怨无悔地留守在家，又忙农活又带孩子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农村没有煤，麦秸草烧火不实在，在聊城农村，农家做饭全靠棉花柴。秋天的时候，生产队里分给王庆芝一家一亩棉花柴，但离村有十里地，中途还要过运河。那时候运河上还没有桥，王庆芝就和大女儿一起先拔完棉花柴，然后再一次次趟着水往回背。秋天的水已很凉了，冷得她直打冷颤。就这样，王庆芝没让人家帮忙，也没向丈夫诉苦，默默地用柔弱的肩膀背回一冬烧火的柴，她说“这样可以省点钱，少让繁森操点心”。
    1988年，孔繁森在征得妻子的同意后第二次进藏，担任拉萨市副市长，分管文教、卫生和民政工作。孔繁森工作忙，没时间回家，王庆芝就带着小女儿去西藏看他。元旦到了，妻女难得来一趟西藏，孔繁森早早地下班和他们一起包包子，一家人守着暖融融的小屋，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。
可是一个包子还没吃完，孔繁森便与妻子商量：要过年了啦，敬老院那些老人孤零零多冷清啊！咱们多蒸点包子，算是家乡的特产，带上，咱一块儿去敬老院，和他们一起过个年吧！王庆芝二话没说，重新和粉擀面，做了大大一笼包子，跟着孔繁森来到了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一家敬老院。
老人们平生很少见到内地的饭食，如今看到热气腾腾的包子，新鲜得不得了。一人一个吃得津津有味，王庆芝看在眼里，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。细心的她看到其中一个老人的衣服又脏又破，忙把身上穿的新褂子脱下来，给老人穿上。父母是孩子的榜样，小女儿孔玲见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西藏的孤寡老人，也找到了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――她端来水为老人洗脸、梳头，然后又和爸爸妈妈以及敬老院的老人们依偎在一起照了一张“全家福”。
    1993年5月初，孔繁森进藏期满，但因工作需要，被组织上安排到阿里工作，王庆芝获悉此事，表示理解，她给丈夫寄去一封信和两壶蜂蜜。信中写道：“得知你又被安排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，实在让我放心不下。现寄上两壶蜂蜜，每天都要喝上一杯……”深感歉疚的孔繁森在回信中说：“这辈子我欠你的太多太多，今生都无以偿还。”
    “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，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。”孔繁森说过的这句话，作为妻子的王庆芝牢牢记在心中，并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去实践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怀念丈夫的方式呢？
    孔繁森去世后，山东省聊城市和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先后到王庆芝家去看望，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，王庆芝惦记的首先是孔繁森收养的藏族孤儿，她哭着把为藏族孤儿准备的衣服交给领导，说“繁森不在了，他没做完的事，我应该做下去。”

郑培民夫人杨力求：
    “这是送‘错误’给我们，绝对不能收”
作为郑培民的妻子，杨力求站在丈夫的背后，默默陪伴和支持，帮助丈夫把好廉洁关，令人感动。
    婚后几十年来，郑培民的职位一直在变动，而杨力求的工作单位只变动过一次，就是从湘潭市新华书店调到了省新华书店，职务仍然是一名普通职工。她从未提出过要为自己换一个更轻松、地位更高的工作。调到长沙后，杨力求上班要走上40多分钟。她不会骑自行车，乘公共汽车也不方便，多年来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她一直走路上下班，从来不搭丈夫的顺路车，只曾要求丈夫给她买一双柔软的、平底粘胶的鞋子，这样可以走得舒服一些。有人说她傻，杨力求总是笑着说：“步行上班有啥不好，可以锻炼身体。”
    杨力求敬重郑培民的为人，更注重维持丈夫的形象。为此，她给自己制定了“三不”政策：不帮人向郑培民带任何信，不传口信，不接受任何礼品。用他们的儿子郑海龙的话说：“在廉政问题上，爸爸把前门，妈妈守后门。”
    杨力求是一个踏实的守门员。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，有些腐败行为往往是从“贪内助”之处突破的。作为干部配偶，只有守得住小节，耐得住清贫，经得起诱惑，才能当好“贤内助”，才能使丈夫放心工作，子女健康成长，家庭永远幸福平安。事实确实如此，有些行贿送钱买官、承揽工程、买地皮谋私利者，一个个在郑培民的“前门”进攻无效时，往往迂回包抄，企图从杨力求的身上寻求突破口。殊不知，这“后门”也是铁打钢铸的。郑培民去世后，人们从他的日记中读出了杨力求这个“守门员”的尽心尽责：“今天，某某同志来家，我不在家，请我爱人转给我一封推荐信，并送了5000元，讲请杨力求旅游用。杨力求当即指出，这是送‘错误’给我们，绝对不能收。”
    杨力求为了维护丈夫的原则和形象，不但对自身行为严格要求，还在与亲友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坚守防线。她说：“我既然要维护老郑，就不可避免地要得罪其他人，包括自己家人。”确实，一直以来，为了维护郑培民的形象，杨力求甚至和自家兄妹交往时都会十分谨慎，她敢说：“我家人没沾他一点点光。”